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难题根源在于供给端

产教融合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产教融合作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的核心模式，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高度重视这一议题，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旨在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深度融合。然而，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之间仍存在结构性错配问题。教育界普遍认为，“校热企冷”是制约产教融合深化的主要原因。

对“校热企冷”观点的再审视

笔者不完全认同这一判断。随着人口红利减弱和用工成本上升，企业正加速推进自动化转型，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产教融合在人力资源战略中的价值，校企协作能力也在实践中逐步提升。真正阻碍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的，并非企业积极性不足，而是来自职业教育自身供给端的问题。

升学热潮冲击产教融合根基

本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因被贴上“兜底教育”的标签而声誉受损，公众满意度持续走低。为此，教育部门构建了现代职教体系下的“立交桥”机制和“职教高考”，强化普职贯通与中高职衔接。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职业教育吸引力并缓解招生压力，但也催生了严重的“升学热”。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中职升学比例仅为9.19%，至2020年已飙升至65%；发达地区部分中职学校升学率甚至超过九成，高职专升本比例也达三四成。

这种趋势导致职业院校将重心转向应试导向的教学安排，个别学校甚至以极低分数作为本科录取宣传点，严重偏离育人本质。一位企业负责人直言：“我们岗位空缺多，却招不到人，因为好学生都去升学了。”更有学生以升学为由拒绝实习，或通过低价购买虚假实习材料应付毕业要求。高职院校同样面临挑战，某校院长坦言：“升本成了头等大事，若无法升格，学生都会流向外地，校企合作难以为继。”

评价机制扭曲职业院校发展方向

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门开展了一系列评估活动，如办学水平评估、教学诊断改进、质量年报制度以及“双高校”遴选等。这些举措虽改善了硬件条件，但其复杂性和标准化倾向反而使职业院校陷入“向上看”的怪圈——即过度关注指标达标而非服务区域产业。

一项针对中职示范校的调研显示，79.3%的教师认为建设过程中存在造假行为，近半数指出存在突击引师、盲目扩招等问题。繁重的迎评任务挤占了教师投入教学的时间，也削弱了专业特色与地方经济的联系。一位电梯企业高管感慨：“我去过不少职校，很少有人主动探讨行业技术动态，甚至连基本交流都没有。”

资源分配向评价倾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偏差。学校倾向于选择大型品牌企业合作，忽视本地中小企业的真实需求；而那些大型企业往往看重财政补贴而非实际岗位供给。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指出：“‘双高校’建设更多改善的是学校内部条件，对地方产业支撑作用有限。”

重塑多方治理机制：破解供给侧困局

单纯依靠行政干预控制升学比例或调整评价标准难以根治问题。例如，2019年后曾强制推行普职比1:1政策，最终因舆论反弹被迫松动。同样，新建几个评价指标也无法真正回应产业需求。根本出路在于恢复职业教育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

历史上，上世纪90年代后职业教育从行业主导转向教育部门单一管理，导致招生与评价趋同普通教育，丧失了与产业对接的独特优势。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2022年两办印发）明确提出“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并在全文七次强调该主题。

具体改革建议

第一，优化空间布局引入多元参与。 德国每所中职平均仅282名学生，且高度嵌入周边产业；而我国中职平均规模高达1833人，远超国际水平。应打破唯规模论，让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共同参与职业学校选址与专业设置，确保专业紧贴区域产业链。

第二，改革行指委运行机制。 行指委原本是多部门治理的尝试，但现实中常沦为利益团体工具。应建立公开透明的产生机制和淘汰机制，吸纳真正代表企业诉求的主体，淘汰无效参与方。

第三，重构评价与资源配置逻辑。 在示范项目评选中赋予地方政府更大自主权，将是否服务地方经济、是否落实产教融合作为核心指标。同时，让行指委深度介入课程设计、升学标准制定及资金分配，引导学校向产业靠拢。

第四，适时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过去依赖校企联合育人难以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X证书虽初现成效但进展缓慢，与其治理架构缺陷有关。未来应在多方治理框架下重启并完善该制度，助力产教融合走向纵深。

参考文献：

孙翠香.中职示范校政策执行:现状调查与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7,38(27):40-45.

BildunginDeutschland2022,https://www.bildungsbericht.de/de/bildungsberichte-seit-2006/bildungsbericht-2022.

来源丨中国教育财政